因果报应（6）

还记得，父亲二次解放时的那个夏天，雨特别多。

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之一，泾河又是渭河的最大支流，而泾河的最大支流是汭河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以前，来往客货都要靠渡船摆渡过河。五十年代末，汭河上架起了水泥大桥，摆渡的客船才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被河边的泥沙渐渐埋没。七十年代初期，我还见到过半露在外的木船残骸。

汭河虽然是泾河的支流，但汭河在当地的重要性不次于泾河，这是因为汭河正好横亘在西（安）兰（州）国道的要冲，而且汭河发洪水的频度和不可预见性远高于泾河。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：汭河下游天气晴朗、河水清澈平缓，上游却已普降暴雨，洪峰汹涌。当时通讯条件有限，常有在下游渡河或游泳的人被突然而至的洪峰溺毙的情况。当年红25军政委吴焕先就是在突遇汭河洪水的情况下，遭遇马家军骑兵的追击而遇难（这是我后来在《红旗飘飘》里读到的回忆文章）。

五十年代修建的汭河大桥是直立平架长方形桥梁。为了增加承载力，大约150米长的桥面由相距15米左右的立柱支撑，上下行单幅车道，只有一边有供来往行人通行的步行道，与车行道同平面。

那年的六月雨水特别多，已经抢收的小麦朵在麦场里无法打碾，更多的小麦还陷在地里无法收割。泾汭两河同时暴涨，冲垮了河堤，淹没了半个县城。汭河上游持续降雨，河水侵蚀了两岸百米以内的农田、房舍、麦场、树木。连根拔起的大树顺流而下，被仅有10几米宽的汭河大桥桥墩横劫，形成了障碍墙。顺流而下的麦秆、家具、树枝、牲畜尸首不断堆积在障碍墙之后。凌晨时分，汭河大桥轰然垮塌，西兰国道中断通行。

政府要求新建汭河大桥，尽快恢复西兰公路交通。为此，当地政府要求集思广益，尽早选定新桥的设计方案。父亲不是桥梁设计专家，但他一生热爱工艺美术，收集了各式园林、庙宇、塔院、桥梁图样作为创作的素材。很快，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大桥设计草案。这个设计把大桥长度伸长为200米，由4个跨度50米的拱形桥面衔接而成。两边都留出人行道，而且比车道高出20公分。在拱形桥面的衔接处，再留出大小不等的拱形通道，既可以增加过水流量，也节省材料并增加承载力。父亲不懂建筑理论，但根据家乡挖窑洞的经验，他知道拱形应该是最合理的选择。后来，新的汭河大桥基本上是依照父亲提出的草案设计施工的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他对新建的汭河大桥情有独钟，曾两次依次为题材，刻制了木版画。

新的大桥70年代前期建成，此后汭河曾经发生过比以前更大的洪水，但再也没有发生桥陷堤垮的水灾。今后恐怕就更不会有大水灾了，因为昔日要靠渡船摆渡的河流，现在已经非常浅显、甚至断流。

父亲自由后，我也可以自由出入文化馆了，也就认识了那个军代表。有一次刚好遇到图书馆在清理被禁的文革前的图书，我就偷偷藏了几本书和连环画，但被那个造反起家的馆长逮个正着。军代表从中挑出了一些他认为没有太大政治问题的书和连环画，同意我留下，算是为了革命传统教育。我至今还大致记得这些书名：2本《红旗飘飘》、2本《星火燎原》、《大别山上红旗飘》、连环画《夺印》、《箭杆河边》、《停战以后》、《暴风骤雨》。那些书我上初中后才能读下去，连环画倒是很快就翻看了。还记得，当时父亲开玩笑地对我说：你狗看宿宿（星星），能看懂个啥？

那年的8月，军宣队奉命撤离各单位。军代表与父亲告别时，请父亲送一幅画作为留念。父亲让他自己挑选，军代表直接挑选了那幅国画《梅花欢喜满天雪》。军代表也送给父亲一盒西湖龙井作纪念，也送给我一件当时正流行的海军衫。父亲让我穿着海军衫，与他合影留念。

此后5-6年，每个冬天，当漫天飞雪时，父亲就试着重画那幅《梅花欢喜满天雪》，但再也没有达到原画的高度，后来就放弃了。这件事父亲没对其他人提起过，而我是亲历者之一。每个人自认为的艺术精品的确是与情感和灵魂糅合在一起的。技法可以再现精进，情感不能复制还原。

父亲喝不惯龙井的清谈，像大多西北人，他喜欢喝浓一些的花茶。他的老朋友们笑他是本性难改的‘老农民’。这话听着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太座也经常开玩笑话，说我是‘老农民’。我是农民的儿子，自然是农民，所以叫我‘老农民’我也不吃亏。可是太座一高级知识分子的千斤小姐，下嫁本农民变成一村姑不说，还要为‘老农民’当牛做马，实在是亏大发了。‘吁’、‘喔’、‘驾’。。。

南星子，2012-8-3

70年代中期的汭河大桥（木版画，向西）

2010年初的汭河大桥（向东）

师兄说：世界上只有两个种族

师兄要来澳洲开国际会议，我们师兄弟在分别12年后，下周又可以相会了。师兄是我读博士时的同师好友，也来自中国大陆，还比我小两岁。但他早我一年投入师门，大哥我也只能屈尊做师弟了。

我们师兄弟相处4年有余，中间虽然有些误会，但通过开门见山式的直接沟通，很快成了真正的知心朋友，情同手足一点不为之过。

90年代中期，师兄比我见多识广。入师门前，师兄已是国内当红院士的得意门生，曾经两赴英伦著名学府访问，是继承院士衣钵的主要候选人。但师兄似乎对红色官场里的明争暗斗极为反感，加之埋藏在心里的一种潜在的心理障碍，他还是选择违背国内师命，投入了澳洲师门。

师兄一表人才，儒雅亲和细腻，极有风度，曾经是我儿子心中的偶像。以师兄的情况，当然娶得大城市的娇小姐为妻，人人都认为他们是郎才女貌、天设地造。但这个娇妻有些个不通人情，经常在朋友的聚会上，当师兄侃侃而谈、兴高采烈时，她就冷不丁来一句：你个老农民，你懂个啥？

师兄出生在农村，而且家境困难。师兄小时候身体极弱，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一个种田高手，所以下定决心，要通过刻苦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他的确做到了，而且考进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。大学生活又使他深深体会到社会无处不在的对农民及其子女的歧视，所以他发愤要使自己成为比城里人还‘牛’的城里人。数年后，他真达到了这一目标，也娶了城里的娇妻。

问题是，中国刨根究底、寻根问祖的沉疴，时时刻刻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无论师兄如何努力，这个社会已经给他打上了永远无法除去的阶级烙印。师兄宁愿放弃国内的前途，也要在国外实现心理上的平等安宁。可是娇妻的不识时务，粉碎了师兄的梦想，也使他陷入惆怅忧郁。我们师兄弟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，有时分享快乐，有时发泄郁闷，说的都是心里话。

有一次我们谈论国外的种族歧视，师兄深有感触地说：从英国到澳洲，的确存在各式各样的种族歧视，但他能够理解甚至接受，因为我们的长相、文化、语言、生活习惯确实与他们有明显区别。师兄也深恶痛绝的感叹：世界上最恶劣的歧视就是中国的城乡歧视，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长相、文化、语言、生活习惯，即使有区别，也不至于到中外区别的程度。这种城乡歧视至少要伴随一个人的一生，甚至还连累到下一代。

我知道，这是师兄撕心裂肺的感受，这种感受不仅来自大社会、中机关、小团体，甚至还来自家庭和朋友，使人喘不过气来。

师兄觉着多少有些失态。恢复常态后，师兄又缓缓说道：我前后去过十多个国家，我个人的感受是，世界上只有两个种族 --- 中国人与非中国人！

说实在的，师兄在政治上并不是很有见地，但他这句话，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和背景，我认为是高屋建瓴、切中要害。我不仅钦服，而且永记心头。

可不是吗？在对付中国的问题上，无论对错，不用号召，所有其他种族和国家都是一致的。

南星子，2012-08-02感言

因果报应（5）

父亲被隔离7-8个月后，又可以回家了，姐姐、六哥和我非常高兴。

从深秋离家，到夏初再次踏入家门，摆在父亲面前的当务之急是给我们置办换季的衣服，可是一点积蓄也没有。

五十年代父亲在手工业联社时，实行的是基本工资加营业提成。父亲的工艺美术很畅销，所以每月的收入足够养活一家六口（父母、二哥、三哥、姐姐和六哥，当时还没我什么事）。后来县里下调令，把父亲转为文化馆的国家干部，每月才40元死工资。父亲死活赖着不去报到，最后被强制执行，才勉强转干。多亏了母亲精打细算，再加上手里的一些积蓄和从娘家带来的老底子，才使全家能过上温饱的日子。

后来普调一级工资，然后是父亲在西北五省区美展里获得二等奖，被破格晋升一级工资，所以每月收入是52元，这也是文化馆所有专职画家里的最高工资。在六十年代，这个工资，在母亲的精心管理之下，一家六口本可以过上还算平安的日子。不巧，或者是正巧，我又来到了世上与他们抢饭吃。更不幸的是，文革开始前几个月，母亲因病突然离世，全家立即陷入混乱状态。

无奈之下，二哥中止了艺校的学业，在街道办事处干起了文秘。三哥被迫把户口迁回乡下的老家，自己动手养活自己。我被送给了乡下的舅舅，半年后又被舅舅家送了回来。文革开始后，二哥卷入了派性，成了‘保皇派’里的领袖之一。‘保皇派’很快被‘造反派’打垮，二哥逃到乡下的亲戚家东藏西躲将近2年，还连累了不少亲属。

父亲被关进牛棚后，家里就剩了姐姐、六哥和我。当时姐姐12岁、六哥10岁、我只有5岁。县城居民家还没有电灯，晚上要点煤油灯照亮。父亲刚进牛棚时，我们三人晚上不敢回漆黑的家，就在家门口抱团睡觉。在好心的邻居关照下，姐姐哥哥慢慢就负起了‘持家’的责任。

记得那年除夕，我们三人也没什么盼头，早早就入睡了。凌晨时分，二哥从乡下乘黑偷偷回来，从窗外塞进一只烧鸡，掉头就跑。他是在天黑后，从乡下步行几十里，半夜叫醒卖烧鸡的。烧鸡塞进窗户后，天已经麻麻亮，他必须尽快逃离县城方圆十里左右的危险地带。那只烧鸡的印象是永生难忘的，后来吃过的烧鸡，不管是由同一个师傅烹制的，还是其它什么样的名牌，都没有了那种魂牵梦绕的滋味。

二哥三哥还是很幸运的。父亲从牛棚解放出来后，得到刚恢复工作的县领导的关照，他们分别被招工入伍，离开了县城这块是非之地。那些造反派真是恨之入骨，这才有了要把父亲打成‘漏划富农’的案件，目的就是要把二哥三哥从部队工厂遣返回来。所以父亲第二次被隔离时，家里还是我们小姐弟三人。

父亲刚被隔离时，工资由出纳发给父亲，父亲然后托人把40元送交给我姐姐。出纳生孩子后，李会计代理出纳，第一次发工资还是由父亲签领。此后，李会计就亲自找姐姐或哥哥签字，但只给30元，说另外22元要给我父亲。李会计然后再找父亲签字，只给12元，说另外40元已经给了我姐姐。这样每个月李会计就从中贪污10块钱。这已经不少了，李会计当时的工资才30多元。

父亲回家后，这个问题就显现了。父亲找李会计算账，但李会计矢口否认，咬定他每次都给姐姐或哥哥40元，他进而反诬姐姐哥哥诬告他。没有第三者作证，姐姐哥哥说不清，委屈得直哭。

军代表知道父亲的为人，也知道小孩不可能编造出这样的谎话。他以会计兼出纳违反财务制度为理由，由军宣队负责清理6-7个月以来的账目。很快查清，在此期间，李会计通过涂改各类发票等手段，贪污公款将近300元。这并不包括从父亲工资里克扣的60元。

李会计觉着没脸再见人，就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。幸亏被及时发现，被抢救了过来。李会计是有‘前科’的人，加上这次的贪污行为，被开除公职，遣返回乡。

南星子，2012-07-27

因果报应（4）

父亲又被解放了，随之又惹出两件事。

文化馆东厢房的办公室较小，门口两米开外就是参天古槐，所以采光不好。西厢房的办公室大一些，门前20米左右是开阔地，所以开敞明亮。文革前，西厢房的每间办公室都配有一张大的画台，是专职画家特用的办公室，其中就有父亲一间。父亲第二次蹲牛棚后，他的那间办公室被李会计占用了。

李会计当时大概30左右，文革前两年从乡下的中学调进文化馆当秘书。因为他身上有‘污点’，所以对人特别客气，甚至有些殷勤过渡。做了亏心事的人是不是都有这种心理反应呢？或多或少、或者在时间还不久远时会有吧！

李会计原来在乡下中学当体育老师，虽然算不上挺拔魁伟，但还是机灵精干。年轻人四肢发达、精力旺盛，可是又不爱学习文化知识，那就只能无事生非了。他利用自己的特长，把一个女学生培养到了他的床上。这种事无论当事人做得有多么诡秘，其实也是纸包不住火。为人师表者出了这种事，按理应该被开除公职。据说李老师的亲戚很有门路，通过一番周旋，先让李老师和那位女学生结婚，然后把李老师从乡下调入县城，在文化馆当秘书。

我开始见到此人的时候，很多人叫他李秘书。李秘书对我这个‘碎娃’很好，所以我曾经跟着他在文化馆内溜达，因为李秘书有一支气枪！文化馆的秘书本来就没多少事，所以李秘书经常提着他心爱的气枪在古槐翠柏下溜达。不过，在我的印象里，李秘书的枪法实在不怎么样，他用气枪打的麻雀，还没有我10岁的六哥用自制的弹弓打得多。父亲曾经提过，李秘书有些斜眼，我一小孩当然看不出来。但他的枪法不准，可能真与他的斜眼有关系。

文革一开始，李秘书就紧跟后来成了文化馆领导那个家伙，成了积极的造反派。文化系统第一次设牛棚时，李秘书就是牛棚看守队的队长。当时，每个月允许家属给蹲牛棚的人送一次生活用品。

有一次，13岁的姐姐带着我去给父亲送东西。到了牛棚的外院门口，姐姐把东西交给我，让我单独送到里院去。我好久没见父亲了，所以高高兴兴提着东西进了里院。我看到李秘书带着红袖标，手里提着一根木棍，正在院里转悠，所以就像以前一样说：李叔叔好！李秘书两眼瞪着我，在我头上晃悠着木棍，大声吼道：你这个狗崽子！谁是你叔叔？

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，东西从手里掉到地上，哇哇大哭起来。哭声惊动了父亲和牛棚里的其他人。父亲搂着我、摸着我的头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倒是周县长忍不住，大声斥责李秘书：对小孩发火算什么能耐！你有本事就对着我这个革命了几十年的‘老狗’来几下。

事后，父亲让我转告姐姐：以后送东西，只能由姐姐或哥哥送。姐姐知道事情的经过后也难受地哭了。她说她也是不想看到李秘书的嘴脸，才让我送进去的。我还记得，姐姐给我买了糖果，算是表达歉意。

文化系统内也开批斗会，因为地方小、又是文化人集中的地方，所以批斗都是动口不动手，唯一的例外是李秘书。在第一次的批斗会上，李秘书在发言批判父亲时，激昂过渡，突然扇了父亲一个耳光。他的行为随即遭到所有人的谴责。从此后，文化系统内的批斗会再没发生动手打人的事。父亲第一次解放后，单位根据中央精神，曾经清理过‘打砸抢分子’。父亲说，李秘书曾经悄悄溜进父亲的办公室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请求父亲原谅他打人的过错。父亲心地慈善，从不记仇，自然不会与李秘书过不去。

父亲二次进牛棚时，造反派馆长掌握了实际权力，李秘书就变成了李会计，也从东厢房的秘书室，搬入了西厢房父亲原来的办公室。没多久，单位的出纳生孩子，造反派馆长就让李会计也兼了出纳。

以军代表的意思，李会计应该搬出来，给父亲腾出画室。李会计当然不愿意再搬回东厢房。父亲并没计较，就搬进了东厢房紧北头的办公室，一直住到后来被领导排挤到收发室时为止。

南星子，2012-07-20

因果报应（3）

秘书是数月前由基层公社调入县城的。在那个年月，乡下的基层干部大多在就近的农村娶妻生子，妻子在家帮助种地、照顾公公婆婆。每年春耕、夏天抢收抢种、秋收时，在基层和县城工作的丈夫就要回家干农活。

秘书接到的是乡下妻子的电话：他们的大儿子得了急性肝炎，正在公社医院隔离救护，所以秘书二话没说，骑车直奔老家。两个多礼拜后，孩子可以回家继续治疗，但小儿子又急性肝炎发作，住院隔离治疗。这样一折腾，前后一个多月就过去了。

就在这当间，工宣队被上级派来的军宣队所替代。文教系统的军宣队由一位营教导员带队，队员都是连排级干部，分到其它单位，教导员自己选择进驻文化馆。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时，他拿着花名册点名，叫到父亲的名字时没人答应。领导汇报说，我父亲是清查出的‘漏划富农’，是‘坏分子’，所以已经被剥夺了政治权利。

这个教导员办事认真细致，他要求出示县革委会的批复文件。由此才知道所谓的‘漏划富农’报告，由于秘书回家照顾孩子，还没有报上去。这时候，两位老馆长开始敲边鼓：没报就没报吧，反正我们也没同意上报。

教导员听出话里有话，当即决定撬开秘书的房门，对所有材料重新审核。

军宣队在县武装部集体吃饭，但队员晚上在各自负责的单位睡觉，办公室宿舍合二为一。父亲每天都要早起，打扫馆内外卫生。军宣队进驻后，每天早晨，教导员就成了父亲打扫卫生的伙伴。晚饭后，馆内就剩教导员和父亲两个人，所以就成了聊天的搭档。

父亲说，这个教导员看上去就是白面书生，江浙一带口音。初次见面，父亲就联想到了戏文里的许仙。熟悉起来后，教导员在父亲的锅炉房里（当时天暖和了，只烧开水），慢慢翻看了父亲当时在手头的所有的作品，而且和父亲在绘画上有很多共同语言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教导员要选文化馆蹲点的原因。

文化馆是解放前的文庙，是供奉孔圣人的地方。孔庙大殿已经成了图书馆，前殿成了博物馆和会议室，中殿成了储藏室，东西厢房成了办公室。虽然清理‘四旧’时有所破坏，但庙内古槐参天、古柏成荫、尚存不少古迹。教导员对这些很感兴趣，父亲就成了他的业余讲解员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父亲平生第一次品尝了教导员家乡的西湖龙井。

不知不觉中，教导员就基本把父亲的情况和个人品行搞清楚了。他认定父亲是个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心地善良、勤勤恳恳的老实人。他指派两名指导员结队，去父亲的老家重新调查取证，要求开生产队大会，广泛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，不要只找已有的证人取证。

在生产队大会上，军宣队再三动员，可是没有人发表意见。最后军宣队只好对照材料里的‘证据’，让大家逐条确定。最关键的是两条：父亲当时是不是有10几亩地？父亲是不是雇过长工？

虽然没人亲口确认这两点，但很多人点头表示认可。形势万分危急！这时，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、父亲的堂侄突然拍案而起，大声斥责道：四大（四叔，父亲在家族同辈排行老四）当时是有10几亩地，但那是没分家时三代老小10几口人的地。更何况四大自己没有分到一分地。我们兄弟没分家前，不是也有10几亩地吗？难道我们也是富农？四大农忙时确实雇过短工帮忙，但四大出钱雇的短工，不仅给四大家干活，每次不也是给我们这些堂叔、堂侄家干活吗？四大要是地主，我们不都成地主了吗？大家都是乡里乡亲、出不了五代的亲戚，你们的良心难道都叫狗吃了吗？

人们被惊呆了。缓过神后，很多人先后嘀咕：是这么回事！军宣队会后又做了家访，很快形成了一致性意见。在随后的文化馆大会上，教导员宣读了最新材料，当即宣布撤销父亲的‘漏划富农’案，立即销毁所有档案材料，然后把正式决议上报县革委会备案。

父亲第二次解放了，也可以回家了。父亲认为这完全是天意：要不是秘书家的孩子先后住院、要不是教导员正巧进驻文化馆、要不是他的堂侄仗义执言，背着‘坏分子’身份打回老家，我家兄弟姐妹过的就不是今天的生活了。父亲对我说：这是你妈在天之灵的保佑！要永远记住那个教导员的功德，记住你三（堂）哥的恩德。

南星子，2012-07-13

因果报应（2）

解放后，在爷爷的主持下，大家族分了家，父亲分得镇上的两层小楼和铺面。据说父亲当时很不满意，因为所有的家产基本上都是他挣来的。父亲虽然不亲自种地，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农民，所以对没有得到田产耿耿于怀。这点上他不如母亲看得远、看得开，因为母亲喜欢城镇的生活，农村的家业对她来说实在是可留可弃的‘鸡肋’。如此分家后，父亲的小家被定为中农成分。这个决定性的划分，着实改变了我们全家今后几十年的命运。

不久后的公私合营把父亲的两层小楼变成了公产，此后镇政府曾在楼里驻扎了10多年。50年代后期，手工业联社把父亲调入县城搞工艺美术。由于同样的原因，父亲一直对县城生活‘水土不服’，数次打算返回乡镇。还是大户人家出身的母亲有远见，坚决抵制了‘还乡团’意欲复辟的企图，不仅在城里扎下了根，还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。两年后，县组织部破例把父亲从集体企业工人转为县文化馆的国家干部，从事专职美术宣传创作，也算是开了先河。

父亲是自学成材的民间艺人，擅长民间艺术、工艺装饰、山水鸟兽、特别是松竹梅兰，但对人物结构不甚了解。文革之前，创作氛围比较松宽，他的山水作品曾在西北五省（区）美展中获得二等奖、省区特等奖。这也埋下了受人嫉妒的祸根。文革伊始，父亲就成了所谓‘反动技术权威’和‘贩卖封资修’的代表受到批判，曾与县委书记、县长、组织部长等‘大头头’关在同一间牛棚里数月有余。

这些‘大头头’都认识父亲，因为父亲曾多次为县里争光添彩。但父亲并不太熟悉这些‘大头头’，因为他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老百姓。牛棚的共同生活为他们相互了解提供了机会。老实说，当时的领导干部（至少这些被关入牛棚的领导干部），他们也是心地善良的人，所以彼此结下了患难之谊。领导班子三结合后，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帮忙，父亲很快也被解放了。

后来，各单位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。文化馆里靠造反起家的领导，早就嫉妒父亲的绘画成就，所以暗地里与父亲老家的宿敌联合，纠集了一小撮人，整理出一批材料，要把我家打成“漏划富农”。整理好的材料一直没能报送县革委会，因为文化馆另外两位老馆长始终不同意向上呈报。

由于各单位派性闹得太过分，中央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帮助整改。进驻文化馆的工宣队长是县机械厂的一个激进的大老粗，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，很快与造反起家的馆长结合在一起，把父亲的“漏划富农”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。他们一面派人再次外调，一面把父亲打入文化馆的煤炭锅炉房，为单位烧开水、打扫卫生，不许回家。父亲实际上又被关入‘牛棚’。

这个煤炭锅炉房我去过，是个长条形，前后有两个通风的小窗户，很昏暗。只有靠门的角落，借着打开的门，才比较明亮。父亲把床支在这里，晚上睡觉当床，白天卷起被褥，用床板当画台。记得那时已入冬，锅炉房里虽然黑一些，但烧水的火炉烤地房内热烘烘的，有些老同事还会围着火炉，与父亲一起摆摊子、啦闲话。

创作条件是艰苦的，更难的是创作题材选取，因为任何题材基本上都与他的身份不相符。父亲自然有他的办法。皑皑白雪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，数年没有画过的梅花成了他创作的主题。他以当时正流行的毛主席诗词为题材，创作了国画和套色木刻系列：“梅花欢喜满天雪”、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”、“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”、“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”、“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”。

其中的国画“梅花欢喜满天雪”，树干是浓墨写意，梅花以淡彩写意为底，水粉局部勾勒上浮，也算是他在探索一种新的表现技法。这幅画的确与众不同，给当时不满10岁的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，她应该是父亲毕生的杰作。只可惜，因为随后发生的事，我的哥哥姐姐也许没有看到过这幅画。

父亲这些根据毛主席诗词创作的作品，工宣队长和馆长实在无处寻找破绽，只能默认。开春后，他们加快了父亲“漏划富农”案的外调步伐，很快整理出新的材料，批准上报县革委会。好心人也把这个消息偷偷告诉了父亲。

我记得，当时文化馆内只有一部电话，放在秘书室外的窗台上，秘书室在锅炉房正对面。父亲看到秘书拿着档案袋出来，推起自行车走出了十几米，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秘书回身接完电话，急匆匆打开房门，把档案袋一扔，锁上房门，一句话没说，骑上车子飞驰而去。。。

南星子，2012-07-0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