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果报应（2）

解放后，在爷爷的主持下，大家族分了家，父亲分得镇上的两层小楼和铺面。据说父亲当时很不满意，因为所有的家产基本上都是他挣来的。父亲虽然不亲自种地，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农民，所以对没有得到田产耿耿于怀。这点上他不如母亲看得远、看得开，因为母亲喜欢城镇的生活，农村的家业对她来说实在是可留可弃的‘鸡肋’。如此分家后，父亲的小家被定为中农成分。这个决定性的划分，着实改变了我们全家今后几十年的命运。

不久后的公私合营把父亲的两层小楼变成了公产，此后镇政府曾在楼里驻扎了10多年。50年代后期，手工业联社把父亲调入县城搞工艺美术。由于同样的原因，父亲一直对县城生活‘水土不服’，数次打算返回乡镇。还是大户人家出身的母亲有远见，坚决抵制了‘还乡团’意欲复辟的企图，不仅在城里扎下了根，还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。两年后，县组织部破例把父亲从集体企业工人转为县文化馆的国家干部，从事专职美术宣传创作，也算是开了先河。

父亲是自学成材的民间艺人，擅长民间艺术、工艺装饰、山水鸟兽、特别是松竹梅兰，但对人物结构不甚了解。文革之前，创作氛围比较松宽，他的山水作品曾在西北五省（区）美展中获得二等奖、省区特等奖。这也埋下了受人嫉妒的祸根。文革伊始，父亲就成了所谓‘反动技术权威’和‘贩卖封资修’的代表受到批判，曾与县委书记、县长、组织部长等‘大头头’关在同一间牛棚里数月有余。

这些‘大头头’都认识父亲，因为父亲曾多次为县里争光添彩。但父亲并不太熟悉这些‘大头头’，因为他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老百姓。牛棚的共同生活为他们相互了解提供了机会。老实说，当时的领导干部（至少这些被关入牛棚的领导干部），他们也是心地善良的人，所以彼此结下了患难之谊。领导班子三结合后，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帮忙，父亲很快也被解放了。

后来，各单位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。文化馆里靠造反起家的领导，早就嫉妒父亲的绘画成就，所以暗地里与父亲老家的宿敌联合，纠集了一小撮人，整理出一批材料，要把我家打成“漏划富农”。整理好的材料一直没能报送县革委会，因为文化馆另外两位老馆长始终不同意向上呈报。

由于各单位派性闹得太过分，中央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帮助整改。进驻文化馆的工宣队长是县机械厂的一个激进的大老粗，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，很快与造反起家的馆长结合在一起，把父亲的“漏划富农”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。他们一面派人再次外调，一面把父亲打入文化馆的煤炭锅炉房，为单位烧开水、打扫卫生，不许回家。父亲实际上又被关入‘牛棚’。

这个煤炭锅炉房我去过，是个长条形，前后有两个通风的小窗户，很昏暗。只有靠门的角落，借着打开的门，才比较明亮。父亲把床支在这里，晚上睡觉当床，白天卷起被褥，用床板当画台。记得那时已入冬，锅炉房里虽然黑一些，但烧水的火炉烤地房内热烘烘的，有些老同事还会围着火炉，与父亲一起摆摊子、啦闲话。

创作条件是艰苦的，更难的是创作题材选取，因为任何题材基本上都与他的身份不相符。父亲自然有他的办法。皑皑白雪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，数年没有画过的梅花成了他创作的主题。他以当时正流行的毛主席诗词为题材，创作了国画和套色木刻系列：“梅花欢喜满天雪”、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”、“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”、“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”、“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”。

其中的国画“梅花欢喜满天雪”，树干是浓墨写意，梅花以淡彩写意为底，水粉局部勾勒上浮，也算是他在探索一种新的表现技法。这幅画的确与众不同，给当时不满10岁的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，她应该是父亲毕生的杰作。只可惜，因为随后发生的事，我的哥哥姐姐也许没有看到过这幅画。

父亲这些根据毛主席诗词创作的作品，工宣队长和馆长实在无处寻找破绽，只能默认。开春后，他们加快了父亲“漏划富农”案的外调步伐，很快整理出新的材料，批准上报县革委会。好心人也把这个消息偷偷告诉了父亲。

我记得，当时文化馆内只有一部电话，放在秘书室外的窗台上，秘书室在锅炉房正对面。父亲看到秘书拿着档案袋出来，推起自行车走出了十几米，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秘书回身接完电话，急匆匆打开房门，把档案袋一扔，锁上房门，一句话没说，骑上车子飞驰而去。。。

南星子，2012-07-0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