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果报应（5）

父亲被隔离7-8个月后，又可以回家了，姐姐、六哥和我非常高兴。

从深秋离家，到夏初再次踏入家门，摆在父亲面前的当务之急是给我们置办换季的衣服，可是一点积蓄也没有。

五十年代父亲在手工业联社时，实行的是基本工资加营业提成。父亲的工艺美术很畅销，所以每月的收入足够养活一家六口（父母、二哥、三哥、姐姐和六哥，当时还没我什么事）。后来县里下调令，把父亲转为文化馆的国家干部，每月才40元死工资。父亲死活赖着不去报到，最后被强制执行，才勉强转干。多亏了母亲精打细算，再加上手里的一些积蓄和从娘家带来的老底子，才使全家能过上温饱的日子。

后来普调一级工资，然后是父亲在西北五省区美展里获得二等奖，被破格晋升一级工资，所以每月收入是52元，这也是文化馆所有专职画家里的最高工资。在六十年代，这个工资，在母亲的精心管理之下，一家六口本可以过上还算平安的日子。不巧，或者是正巧，我又来到了世上与他们抢饭吃。更不幸的是，文革开始前几个月，母亲因病突然离世，全家立即陷入混乱状态。

无奈之下，二哥中止了艺校的学业，在街道办事处干起了文秘。三哥被迫把户口迁回乡下的老家，自己动手养活自己。我被送给了乡下的舅舅，半年后又被舅舅家送了回来。文革开始后，二哥卷入了派性，成了‘保皇派’里的领袖之一。‘保皇派’很快被‘造反派’打垮，二哥逃到乡下的亲戚家东藏西躲将近2年，还连累了不少亲属。

父亲被关进牛棚后，家里就剩了姐姐、六哥和我。当时姐姐12岁、六哥10岁、我只有5岁。县城居民家还没有电灯，晚上要点煤油灯照亮。父亲刚进牛棚时，我们三人晚上不敢回漆黑的家，就在家门口抱团睡觉。在好心的邻居关照下，姐姐哥哥慢慢就负起了‘持家’的责任。

记得那年除夕，我们三人也没什么盼头，早早就入睡了。凌晨时分，二哥从乡下乘黑偷偷回来，从窗外塞进一只烧鸡，掉头就跑。他是在天黑后，从乡下步行几十里，半夜叫醒卖烧鸡的。烧鸡塞进窗户后，天已经麻麻亮，他必须尽快逃离县城方圆十里左右的危险地带。那只烧鸡的印象是永生难忘的，后来吃过的烧鸡，不管是由同一个师傅烹制的，还是其它什么样的名牌，都没有了那种魂牵梦绕的滋味。

二哥三哥还是很幸运的。父亲从牛棚解放出来后，得到刚恢复工作的县领导的关照，他们分别被招工入伍，离开了县城这块是非之地。那些造反派真是恨之入骨，这才有了要把父亲打成‘漏划富农’的案件，目的就是要把二哥三哥从部队工厂遣返回来。所以父亲第二次被隔离时，家里还是我们小姐弟三人。

父亲刚被隔离时，工资由出纳发给父亲，父亲然后托人把40元送交给我姐姐。出纳生孩子后，李会计代理出纳，第一次发工资还是由父亲签领。此后，李会计就亲自找姐姐或哥哥签字，但只给30元，说另外22元要给我父亲。李会计然后再找父亲签字，只给12元，说另外40元已经给了我姐姐。这样每个月李会计就从中贪污10块钱。这已经不少了，李会计当时的工资才30多元。

父亲回家后，这个问题就显现了。父亲找李会计算账，但李会计矢口否认，咬定他每次都给姐姐或哥哥40元，他进而反诬姐姐哥哥诬告他。没有第三者作证，姐姐哥哥说不清，委屈得直哭。

军代表知道父亲的为人，也知道小孩不可能编造出这样的谎话。他以会计兼出纳违反财务制度为理由，由军宣队负责清理6-7个月以来的账目。很快查清，在此期间，李会计通过涂改各类发票等手段，贪污公款将近300元。这并不包括从父亲工资里克扣的60元。

李会计觉着没脸再见人，就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。幸亏被及时发现，被抢救了过来。李会计是有‘前科’的人，加上这次的贪污行为，被开除公职，遣返回乡。

南星子，2012-07-2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