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果报应（4）

父亲又被解放了，随之又惹出两件事。

文化馆东厢房的办公室较小，门口两米开外就是参天古槐，所以采光不好。西厢房的办公室大一些，门前20米左右是开阔地，所以开敞明亮。文革前，西厢房的每间办公室都配有一张大的画台，是专职画家特用的办公室，其中就有父亲一间。父亲第二次蹲牛棚后，他的那间办公室被李会计占用了。

李会计当时大概30左右，文革前两年从乡下的中学调进文化馆当秘书。因为他身上有‘污点’，所以对人特别客气，甚至有些殷勤过渡。做了亏心事的人是不是都有这种心理反应呢？或多或少、或者在时间还不久远时会有吧！

李会计原来在乡下中学当体育老师，虽然算不上挺拔魁伟，但还是机灵精干。年轻人四肢发达、精力旺盛，可是又不爱学习文化知识，那就只能无事生非了。他利用自己的特长，把一个女学生培养到了他的床上。这种事无论当事人做得有多么诡秘，其实也是纸包不住火。为人师表者出了这种事，按理应该被开除公职。据说李老师的亲戚很有门路，通过一番周旋，先让李老师和那位女学生结婚，然后把李老师从乡下调入县城，在文化馆当秘书。

我开始见到此人的时候，很多人叫他李秘书。李秘书对我这个‘碎娃’很好，所以我曾经跟着他在文化馆内溜达，因为李秘书有一支气枪！文化馆的秘书本来就没多少事，所以李秘书经常提着他心爱的气枪在古槐翠柏下溜达。不过，在我的印象里，李秘书的枪法实在不怎么样，他用气枪打的麻雀，还没有我10岁的六哥用自制的弹弓打得多。父亲曾经提过，李秘书有些斜眼，我一小孩当然看不出来。但他的枪法不准，可能真与他的斜眼有关系。

文革一开始，李秘书就紧跟后来成了文化馆领导那个家伙，成了积极的造反派。文化系统第一次设牛棚时，李秘书就是牛棚看守队的队长。当时，每个月允许家属给蹲牛棚的人送一次生活用品。

有一次，13岁的姐姐带着我去给父亲送东西。到了牛棚的外院门口，姐姐把东西交给我，让我单独送到里院去。我好久没见父亲了，所以高高兴兴提着东西进了里院。我看到李秘书带着红袖标，手里提着一根木棍，正在院里转悠，所以就像以前一样说：李叔叔好！李秘书两眼瞪着我，在我头上晃悠着木棍，大声吼道：你这个狗崽子！谁是你叔叔？

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，东西从手里掉到地上，哇哇大哭起来。哭声惊动了父亲和牛棚里的其他人。父亲搂着我、摸着我的头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倒是周县长忍不住，大声斥责李秘书：对小孩发火算什么能耐！你有本事就对着我这个革命了几十年的‘老狗’来几下。

事后，父亲让我转告姐姐：以后送东西，只能由姐姐或哥哥送。姐姐知道事情的经过后也难受地哭了。她说她也是不想看到李秘书的嘴脸，才让我送进去的。我还记得，姐姐给我买了糖果，算是表达歉意。

文化系统内也开批斗会，因为地方小、又是文化人集中的地方，所以批斗都是动口不动手，唯一的例外是李秘书。在第一次的批斗会上，李秘书在发言批判父亲时，激昂过渡，突然扇了父亲一个耳光。他的行为随即遭到所有人的谴责。从此后，文化系统内的批斗会再没发生动手打人的事。父亲第一次解放后，单位根据中央精神，曾经清理过‘打砸抢分子’。父亲说，李秘书曾经悄悄溜进父亲的办公室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请求父亲原谅他打人的过错。父亲心地慈善，从不记仇，自然不会与李秘书过不去。

父亲二次进牛棚时，造反派馆长掌握了实际权力，李秘书就变成了李会计，也从东厢房的秘书室，搬入了西厢房父亲原来的办公室。没多久，单位的出纳生孩子，造反派馆长就让李会计也兼了出纳。

以军代表的意思，李会计应该搬出来，给父亲腾出画室。李会计当然不愿意再搬回东厢房。父亲并没计较，就搬进了东厢房紧北头的办公室，一直住到后来被领导排挤到收发室时为止。

南星子，2012-07-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