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记得，父亲二次解放时的那个夏天，雨特别多。
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之一，泾河又是渭河的最大支流，而泾河的最大支流是汭河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以前，来往客货都要靠渡船摆渡过河。五十年代末，汭河上架起了水泥大桥，摆渡的客船才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被河边的泥沙渐渐埋没。七十年代初期，我还见到过半露在外的木船残骸。
汭河虽然是泾河的支流，但汭河在当地的重要性不次于泾河，这是因为汭河正好横亘在西（安）兰（州）国道的要冲，而且汭河发洪水的频度和不可预见性远高于泾河。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：汭河下游天气晴朗、河水清澈平缓，上游却已普降暴雨，洪峰汹涌。当时通讯条件有限，常有在下游渡河或游泳的人被突然而至的洪峰溺毙的情况。当年红25军政委吴焕先就是在突遇汭河洪水的情况下，遭遇马家军骑兵的追击而遇难（这是我后来在《红旗飘飘》里读到的回忆文章）。
五十年代修建的汭河大桥是直立平架长方形桥梁。为了增加承载力，大约150米长的桥面由相距15米左右的立柱支撑，上下行单幅车道，只有一边有供来往行人通行的步行道，与车行道同平面。
那年的六月雨水特别多，已经抢收的小麦朵在麦场里无法打碾，更多的小麦还陷在地里无法收割。泾汭两河同时暴涨，冲垮了河堤，淹没了半个县城。汭河上游持续降雨，河水侵蚀了两岸百米以内的农田、房舍、麦场、树木。连根拔起的大树顺流而下，被仅有10几米宽的汭河大桥桥墩横劫，形成了障碍墙。顺流而下的麦秆、家具、树枝、牲畜尸首不断堆积在障碍墙之后。凌晨时分，汭河大桥轰然垮塌，西兰国道中断通行。
政府要求新建汭河大桥，尽快恢复西兰公路交通。为此，当地政府要求集思广益，尽早选定新桥的设计方案。父亲不是桥梁设计专家，但他一生热爱工艺美术，收集了各式园林、庙宇、塔院、桥梁图样作为创作的素材。很快，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大桥设计草案。这个设计把大桥长度伸长为200米，由4个跨度50米的拱形桥面衔接而成。两边都留出人行道，而且比车道高出20公分。在拱形桥面的衔接处，再留出大小不等的拱形通道，既可以增加过水流量，也节省材料并增加承载力。父亲不懂建筑理论，但根据家乡挖窑洞的经验，他知道拱形应该是最合理的选择。后来，新的汭河大桥基本上是依照父亲提出的草案设计施工的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他对新建的汭河大桥情有独钟，曾两次依次为题材，刻制了木版画。
新的大桥70年代前期建成，此后汭河曾经发生过比以前更大的洪水，但再也没有发生桥陷堤垮的水灾。今后恐怕就更不会有大水灾了，因为昔日要靠渡船摆渡的河流，现在已经非常浅显、甚至断流。
父亲自由后，我也可以自由出入文化馆了，也就认识了那个军代表。有一次刚好遇到图书馆在清理被禁的文革前的图书，我就偷偷藏了几本书和连环画，但被那个造反起家的馆长逮个正着。军代表从中挑出了一些他认为没有太大政治问题的书和连环画，同意我留下，算是为了革命传统教育。我至今还大致记得这些书名：2本《红旗飘飘》、2本《星火燎原》、《大别山上红旗飘》、连环画《夺印》、《箭杆河边》、《停战以后》、《暴风骤雨》。那些书我上初中后才能读下去，连环画倒是很快就翻看了。还记得，当时父亲开玩笑地对我说：你狗看宿宿（星星），能看懂个啥？
那年的8月，军宣队奉命撤离各单位。军代表与父亲告别时，请父亲送一幅画作为留念。父亲让他自己挑选，军代表直接挑选了那幅国画《梅花欢喜满天雪》。军代表也送给父亲一盒西湖龙井作纪念，也送给我一件当时正流行的海军衫。父亲让我穿着海军衫，与他合影留念。
此后5-6年，每个冬天，当漫天飞雪时，父亲就试着重画那幅《梅花欢喜满天雪》，但再也没有达到原画的高度，后来就放弃了。这件事父亲没对其他人提起过，而我是亲历者之一。每个人自认为的艺术精品的确是与情感和灵魂糅合在一起的。技法可以再现精进，情感不能复制还原。
父亲喝不惯龙井的清谈，像大多西北人，他喜欢喝浓一些的花茶。他的老朋友们笑他是本性难改的‘老农民’。这话听着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太座也经常开玩笑话，说我是‘老农民’。我是农民的儿子，自然是农民，所以叫我‘老农民’我也不吃亏。可是太座一高级知识分子的千斤小姐，下嫁本农民变成一村姑不说，还要为‘老农民’当牛做马，实在是亏大发了。‘吁’、‘喔’、‘驾’。。。
南星子，2012-8-3
70年代中期的汭河大桥（木版画，向西）
2010年初的汭河大桥（向东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