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过年时给国内的王叔任姨打电话拜年，任姨说她现在是每日不能不读书，而且提到了莫言。我告诉她，莫言的小说挺不错，但我喜欢余华苏童多一些。提到余华，自然就提到他的小说《活着》和张艺谋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《活着》，可惜任姨至今还没看过。想想4、5年前曾写过关于《活着》的影评，再翻出来，稍作修改，留作纪念。]
1994年张艺谋根据余华的同名小说拍摄了电影《活着》。影片通过一个没落的普通人的家庭生活，以记事的手法讲述了从40年代到70年代初的世态变迁，演绎了人生中诸多的无奈、阴差阳错、悲欢离合。只可惜《活着》在国内一直被封杀。
国共内战后期，嗜赌成性的大少爷徐福贵（葛优）不听妻子家珍（巩俐）的屡次劝告，输光了全部家当，把有孕在身的妻子气回了娘家。福贵也气死了年轻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的父亲。一无所有的福贵反而改邪归正，靠出苦力艰难地生活着。家珍知道后，带着女儿凤霞及新生的男婴有庆回家与福贵“过个安生日子”。
因为家里新添了人口，生计艰难，福贵与春生走埠演皮影戏维生。适逢国共内战，福贵先被国民党拉夫，后被俘掳。春生参加了解放军，福贵却经历曲折，转辗回乡，一家人有幸团圆，但发现凤霞因病成了哑巴。数年后，大跃进运动及文化大革命先后发生。有庆不幸身亡，凤霞难产，生下外孙子馒头后咽了气。老两口带着馒头继续活下去。
有影评认为，本片以通俗剧风格反映数十年来中国老百姓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的生活观，对大陆的政治运动荒谬性作出嬉笑怒骂的批判，是罕见的黑色喜剧佳作，因此在大陆遭禁映。但我个人认为，小说本身和张艺谋所表现的，更多的是那段历史中普通人的经历本身，就像我们的父辈或我们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生活一样，没有含沙影射的意思。只不过这段历史具有特殊意义，容易使人产生联想。生活就是发生在一段时间里的事，是一个时间序列。不能因为这段时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，就把这段时间序列抹掉。我认为整个影片贯穿着被动的‘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’的哲理。人力难违天意，只有活着才是普通人的历程。
在那个年月，类似的苦难比比皆是。我八十年代末的课题负责郝总，是战场起义参加解放军的黄埔军校毕业生，此后历次运动都有他的份。文革前好不容易成了家，有三个6岁以下的孩子。文革一来，郝总又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发配到劳改农场改造。他的妻子经不住这样的打击，一想到孩子们即将受到的歧视和耻辱，在一个夜晚，和三个孩子一起服毒自尽！几年后仍在劳改农场改造的郝总才知道这一噩耗，郝总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希望破灭，也走上了自尽之路。这时一直默默关注他的李大姐，一位丈夫也被迫致死的劳改犯，把他从黄泉路上救了回来。后来被解放后，两人结为夫妻。尽管郝总视李大姐与她前夫生的女儿为己出，但李大姐不顾郝总的劝阻，非要为郝总再生一个自己的孩子，结果因高龄产妇加其它综合症，大人小孩都没救下来！这次是李大姐与她前夫生的女儿成了郝总继续活下去的理由。我见到郝总时，他的女儿已结婚成家，有了自己的小孩。在这个女儿的撮合下，郝总与一位丧夫的法院女干部组成了新的家庭，快乐地生活着。
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，讲了也不能说是对党和政府的控诉；不讲也不表明这些事就没发生过。关键是听或看的人是如何理解的。因此，我对中国有关当局禁演《活着》不敢苟同。禁演正说明你是做贼心虚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！一个不能正视和反省自己错误的民族是一个不能轻装前进的民族，因为历史的包袱会越背越重！
为了使春生能坚持活下来，一直不能原谅春生误杀儿子有庆的家珍，宽容地叮嘱春生记住：“你还欠着我们家一条人命，所以你得好好的活着。”我沉思，因为春生只误杀了一个人，他知廉耻、良心未泯，永远带着歉疚之心。如果遇上杀人如麻、欠着几千万条人命的独夫，廉耻良心丧尽，不要说有歉疚之心，再杀你几千万也不带眨眼的！
《编辑部的故事》里松弛诙谐的李东宝使葛优在国内声名大噪，创立了葛氏软幽默的品牌。这些轻喜剧式的表演的确给人耳目一新、轻松愉悦的感受。从表演的角度看，这种形式以娱乐为主，还不能真正反映一个人的表演艺术功力。葛优作为一名真正有才华的表演艺术家很快在电影《活着》里得到印证。他主演的福贵荣获1994年法国戛纳第四十七届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（评委会大奖）。青出于蓝胜于蓝！
似乎人人都批评张艺谋不会讲故事，其实张艺谋改变的电影《活着》远比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故事紧凑清晰。只不过，《活着》之后，张艺谋再也不涉足此类题材的创作。艺术家不也得活着不是？只有活着，机遇也才可能找上门。
《活着》
